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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迷思

 

 

对于目前国内的社会工作模式,学界已经有学者反思其专业化的背后实质上是过分的西方化,流行于中国社工界的核心概念、基本假设、实务方法大多源于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提出的。中国社会工作基本缺乏自己的理论和操作,在强势的西方理论面前,往往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沦落为社会工作的殖民地。

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西方的个案,小组,社区范式,到了中国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或者是文化冲突,或者是制度相斥。而在大举提倡专业化的当初,被树立为反面对象的原政府管理方式反而出现了可参考之处,如威权主义,原本被诟病为集体主义压抑个体的产物,被学者们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但是用于提倡个人自由前提下的个案自决,在国内的环境下反而让某些长期习惯于尊重权威的对象无所适从。并不是说中国无法培养个体自由环境,而是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去从文化,制度上改变的环境,社会工作一开始应该去迎合适应而不是以他者的身份进入这个领域之内。服务于对象是核心,专业化应该服从于这个主题,

个案被认为是最为体现社会工作者专业性的模式,然而进入个案的方式是需要商榷。契约的存在在西方现代化社会中是权责分明、相互信任的象征,但是中国的熟人关系模式导致执行服务契约签订时反而产生陌生和不信任感。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模式在至今的中国社会依然适用,国人习惯于家庭,朋友,政府层层向外推进的模式,其亲近接纳度从近向远,从非正式关系向正式关系降低。而在政府之外更为陌生的是法律契约关系,因为这需要以一定的学历和社会文化为前提。国外的制度设计以保护个人为主,个人之外便是法律,即便是家庭中的个体,在亲情之前首先是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对覆盖上法律保护的条约会自然接纳。而国内受助者会因为对以法律为基础的条约不熟悉而增加疏远感,进而加大工作难度。是程序信任还是实质信任,个案契约凸显了西方与中国思维的差异。

当然,除了以上之外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尚有一些水土不服表现。社会工作本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任何企图将助人行为剥离社会生活场景的专业化尝试都是违反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生长逻辑。从这方面考虑,适当接纳一些原本在全能政府时期的操作方式,在某些价值观上做出让步,不只是强调专业化,把专业知识覆盖在传统实践知识上,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知识,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这种强调原生态的做法恰恰遇到了移植生态的排斥反应。

我们目前的社会工作生态模式,恰恰是建立在陌生的专业性之上,政府确信发展社会工作组织的理由,便是其专业性。相对的原民政局,街道办,居委会的工作模式,则被打上不专业的烙印。因为政府的不专业所以需要外部的专业人士介入,这种思考模式产生了现今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的理由,产生了城市中社会工作者们赖以为生的财政基础。不是亲和,不是适应,不是本土化,而是他者形象的西方专业性,在这场政策中被政府需求。标准化、板块化、固定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指标被政府和评估专家所认可,最终使得社会工作变成了一场文书游戏,社会工作者们屈服于管理主义,制造出大量文书,数据,记录,首先要应对的是考评者,至于急剧变动的社会需要和案主需求,则放在后面。政府对专业化形象的购买需求,导致了一场直接的生态移植,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被大量引进并使用,而不顾本土事实强行嵌入,在受到时间考验前匆匆忙忙地成为标准。这是很典型的政府“运动式”作风,由于套上专业性的外衣,由于有成功的发源地,由于中国后发展的地位,使得这些源于西方的先进理论们赢得了在政府和社会公众前自我证明的时间,甚至一开始无需自证便占据了专业高点。档案上的指标们便是西方式的,工作过程,到最后的考核标准也是西方式的,一套从评估到考核结束形成自我封闭环的系统,从本质上就自带排外的性质,留给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空间实在有限。

社会工作需要本土化,但是目前在政府引导下的社工模式,其管理主义苛刻的指标考核并没有留给社工机构和社工们指标外的思考空间。按指标分割的工作进程,有意无意地引导着工作者的行为。于是,如何在指标体系内拓展出一片自我空间,如何在这个移植的外来生态中再度植入本土工作,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命题的迷思。(此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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